1995年的秋天，我到集镇上的中学报完名，便骑着单车来到老街东头三爷爷开的理发店里玩耍。刚进理发店，三爷爷就问我是不是分到了张淑芳老师的班里？我不明所以，因为我不知道张淑芳老师是谁。三爷爷告诉我，张淑芳老师今年也教初一年级的英语，他的这间理发店租的就是张老师家的门面房，如果我被分到了张老师“门下”，那他就去打声“招呼”，请她多多关照。我并未将三爷爷的话放在心上，因为家校相距十里之遥，到集镇上就读初中，别离的伤感油然而生。

开学后的首节英语课上，一位端庄优雅的女士笑容满面地走上讲台说：“Good morning，class！My name is Zhang Shu fang……”台下轰然大笑起来，我也羞涩地低下头，不知该将目光投向何处。对于我们这群从未接触过英语的乡下孩子来说，那些“叽里呱啦”的洋文，只能当成笑话来听。但张老师似乎早有预料，她随后使用英汉双语自我介绍完毕之后，就开始让大家逐一“自报家门”。当我起身说出自己的姓名时，并未迎来“关照”的目光。但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知道我的英语老师就是张淑芳，她优雅端庄、和蔼可亲的形象，自此在我心底生根发芽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每节英语课上，张老师都会利用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提问，几乎每个学生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。针对学生蹩脚的中式方言英语，张老师经常鼓励大家要勇于突破“爱你在心口难开”的桎梏，说要想学好英语，就要频繁地读、大胆地说、广泛地用，语感有了，考试也会得心应手。除了课堂提问，张老师还会花费三分之一的时间抽选学生在黑板上听写。每次学到新的单词和词组，她总能举一反三，并让学生试着造句。这样长此以往，大家克服了心理忧惧，成绩均都直线上升。

我的英语成绩是在初二上学期突飞猛进的，似乎是在刹那之间，我掌握了学习英语的诀窍，单科成绩始终名列前茅。为此，身为英语教学组组长的张老师选了包括我在内的6名学生参加全县英语竞赛，可惜我们没能脱颖而出，但张老师并未放在心上，仍然尽心尽力地向我们传道授业解惑。这样的格局与师德，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。

有一天课外活动的时候，张老师来到教室门口喊我出去，我怯怯地随她来到自行车车棚里，只见她从自己崭新的自行车后座上取下一个布袋对我说：“这是你三爷爷让我捎给你的馒头，说是你的家人赶集时送来的。”我接过那个起满线球的旧布袋，年少的自尊备受打击。三爷爷为啥非要劳烦张老师给我送馒头呢？如果我的家人没空把馒头送到学校，那我可以去理发店里取呀，真的不想让张老师看到我“窘困不堪”的一面，我的生活应像我的成绩一样“光鲜亮丽”。然而张老师宛若妈妈一样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好好学习，有困难就和老师说。”那一刻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住校生的自卑亦云淡风轻。

我初中毕业那年，张老师因为教学成果突出转至县城六中任教，与恩师自此分别，心情十分低落。我暗下决心要学好英语，将来也像张老师那样教书育人，故而在读高中的三年里，我每天都按照张老师教导的预习、学习、复习、提高“四步学习法”钻研文化课，成绩一直比较稳定。

三年之后，我如愿考上了外语系英语专业，开始享受象牙塔里的美好时光，但是对于恩师的思念始终萦绕心怀。那时通讯方式尚不便捷，为了表达思念之情，我在每年元旦前夕，都会写一张贺卡寄到县城第六中学。我不知道桃李满天下的张老师能否收到贺卡，还记不记得我这位默默无闻的学生，但我唯有如此方能寄托感念之情。大学毕业工作数年后，我仍未和张老师取得联系，贺卡年年寄，音讯岁岁无，但我仍不死心。

二十年后的一个大年初六下午，我在县城车站候车时，看到一位女士颇为眼熟，生怕错过任何线索的我上前试探着问：“请问您是张淑芳老师吗？”对方讶异片刻之后开始点头。我喜出望外地“自报家门”后仍怕对方无法想起，于是又把三爷爷和他的理发店也给搬了出来。张老师听后激动地说：“我收到过你的贺卡，也给你回过信，可能是因为期间地址变换导致通信出现了问题。”二十年后再度相见，师生均已变了容颜，但那份素朴的情谊丝毫没减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工作和生活的话题，亲切之情犹如当年。

分别时，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再续师生情缘。上车后，我抹掉尚未滴落的清泪，朝窗外正在向我挥手、业已不再年轻的张老师笑了起来。